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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78年8月， 24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盧新華因《文匯報》整版發(fā)表其小說《傷痕》而一舉成名，小說《傷痕》發(fā)表后引發(fā)了巨大轟動?！皞畚膶W”一詞也成為20世紀后半期反思和追溯“文革”記憶的文學思潮的代名詞，反復被當代文學史提及。

關于《傷痕》得以最終在《文匯報》刊發(fā)的前因后果，正如盧新華本人所歸納的“眾緣成就”，囿于各種原因，這一事件的數位見證者對相關細節(jié)回憶不盡相同。盡管如此，歷史的真相終究會在諸多當事人的回憶建構中廓清迷霧而逐漸清晰。

今年正值《傷痕》發(fā)表40周年，本刊特邀當年因在復旦中文系墻報上看到學弟盧新華的小說感同身受而將其推薦給《文匯報》資深記者鐘錫知的孫小琪女士撰文，回憶其促成小說《傷痕》在《文匯報》發(fā)表的心路歷程。孫小琪其時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1978年畢業(yè)留校后任新生指導員、助教，曾任《現代家庭》雜志社社長、總編輯。

恢復高考后第一批新生入校，

墻報上看到小說《傷痕》

1978年春季，恢復高考后第一批新生進校。按復旦大學各系的編號，中文系是“11”，第一批新生是1977年恢復高考的考生，他們班的編號就是7711。當時，我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yè)7511的學生，三年級，正面臨畢業(yè)。

我是1975年進校的工農兵學員，當時中文系的學生都住在4號樓，一二兩層住男生，三四兩層住女生。4號樓里經常有各年級的墻報，1975年是“批林批孔”的內容，1976年年初周恩來總理去世，走廊拐角設了靈堂，女同學用白色縐紙扎了一朵朵紙花，扎成花圈擺在靈前。墻報上貼滿哀悼總理去世的詩文。那時，中國往何處去的憂慮在同學間常有交流，只是還在私下議論的范疇。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校園里開始揭發(fā)批判“四人幫”罪行，清算他們的倒行逆施。那時有一個很普遍的說法：要把被“四人幫”奪去的十年補回來。新生進校后，很快有了新的學習氣氛，時間變得異常寶貴，很多人走在路上到了食堂里還在背單詞。每到晚自習時間，爭先恐后去圖書館、大教室占座位。整個校園靜悄悄，每一個人都全神貫注于眼前的書本。

歷史的原因，工農兵學員和恢復高考后進校的同學聯(lián)系不多。但中文系學生都住在一幢樓里，二、三、四樓的同學，每天至少三次上下樓梯，去食堂或是去教室，要從一樓通往出口的樓道走過。

新生進校一個多月后，7711在正對著上下樓梯的一樓拐角，那一面平整寬敞光線比較好的墻上，貼出了新的一期墻報。那天，我拿著飯碗提著暖瓶下樓，看到有幾個同學站在墻報面前，便也走過去看。墻報是新貼出的，很平整。左上角第一篇是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寫在方格稿紙上。那字寫得很漂亮，我就從這篇開始看。小說寫了十六歲的中學生、知識青年王曉華，因為母親被打成“叛徒”而堅決與之決裂，下鄉(xiāng)九年，與母親斷絕關系。在農村刻苦鍛煉自己，希望革命隊伍能接納自己，但卻始終未能如愿，“出身不好”始終魔鬼般纏著她，甚至影響著男友的命運。直到“文革”結束母親被平反昭雪，等她趕回家，媽媽已悲慘地死去，臨終未能見到最心愛的女兒一面。故事情節(jié)很簡單，但這樣的題材，這樣的主人公，尤其以這樣的方式寫，顯然與我們一直以來，只寫高大全英雄人物革命斗爭的文藝作品相違背，別開生面，耳目一新。我沒有看墻報上其他文章，很快離開了。王曉華的故事使我難過，但還沒有到失態(tài)的地步。

圖｜盧新華（中）在復旦大學讀書時與同學唐代凌（左）、李輝（右）合影

受《傷痕》觸動，對主人公遭遇感同身?

我的父母，都是在十幾歲時離家，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父親因沒人能證明的“歷史問題”，幾乎被審查了一輩子。母親是小學校長，“文革”開始即作為走資派被批斗。我去淮北下鄉(xiāng)插隊務農，心里就有和家庭劃清界限，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革命性和獻身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決心。只是，我的“出身問題”仍然緊緊相隨，仿佛有一個看不見的隱形魔咒，纏繞著我，無論怎樣努力也跨不過去。我夢寐以求的上大學，是在連續(xù)兩年因出身問題被打回后的第三年，當時我已加入了共產黨，已擔任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的黨支部副書記，但仍因“出身問題”受阻撓。聽說是復旦一位來當地招生的青年教師，他堅持了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重在個人表現”而錄取了我。雖然我至今不知道這位教師是誰，但我的命運卻因此而改變。王曉華的命運和我何其相似，我對她深切的內心痛苦感同身受。

很快，那墻報面前便總是擠滿了人，還有人拿著本子在抄錄。我們班幾位女同學議論，都覺得內心受到很大沖擊，有的還連著看了幾遍。曾睡我上鋪的同學，白天人多沒看完，晚上又悄悄下樓，在燈光下仔仔細細看了兩遍，說有些知青細節(jié)像是在寫她。那幾天，每天從那墻報前走過，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常常聽到有同學在議論《傷痕》，有贊同的，有不贊同的。當時，7711同學進校不久，互相還不熟悉。我自己所在班的同學都面臨畢業(yè)分配，有很多事要忙。

晚上，我獨自到校園里散步。我熱愛文學，很珍惜在復旦讀書的機會，我希望自己將來的工作是搞業(yè)務。我又想到了那篇打動我的《傷痕》，想到了“文革”中爸爸貼在家里車水馬龍的后門口的“認罪書”；想到有一次我發(fā)燒在家里躺著，仍被叫去參加媽媽的批斗會，看著媽媽和幾個人被押著，一個個低著頭走出來。我也想到了我的善良的不識字的小腳好婆，怎樣在各種她搞不懂的政治經濟重壓下，苦苦維護這個家；想到我一年多前因白血病去世的妹妹，她才21歲！在她患病的五年中，爸媽都只發(fā)生活費，要借錢給妹妹治病。我和姐姐弟弟都下鄉(xiāng)，中學生的她好多年都找不到工作，是怎樣承受著政治經濟的雙重重壓?！八娜藥汀狈鬯榈臅r候，妹妹已病重，仍堅持要參加慶?！瓬I珠在暗夜里滾滾而下，我突然覺得，這篇小說好像在呼喚著什么，呼喚內心久已有之的委屈痛楚，呼喊對愛和忠誠被毀壞被踐踏的痛徹心扉的痛苦和憤恨，呼喚人的尊嚴的回歸。我想把這個感覺告訴別人，我想如果能傳播出去，讓大家都看到，這呼喚會不會變成吶喊？！

圖｜小說《傷痕》誕生地，今日復旦大學4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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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引起《文匯報》資深記者

鐘錫知關注?

我和弟弟1969年1月去安徽蒙城插隊落戶務農，當時都是初中生。我們同一列車去的那一批，大都是積極主動滿腔熱情，準備為建設新農村奉獻青春的。其中我的朋友俞自由所在的知青集體戶是知名的先進，在科學種田、改變農村貧窮面貌方面成績突出，《文匯報》記者鐘錫知曾專門對他們進行過采訪，撰寫了長篇通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一整版發(fā)表在《文匯報》上，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

老鐘是《文匯報》資深的有幾十年從業(yè)經歷的新聞記者，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很有激情，后來漸漸成為很多蒙城知青的朋友，回上海時，我們會相約了去他家看望。他所在的報社部門，與復旦中文系的文藝理論教研組、現代文學教研組有聯(lián)系，我到復旦中文系上學后，與老鐘聯(lián)系就比以前多些。他曾問過我系里幾位教師近況，說有時候一些文章發(fā)表前會請他們看看。那時，能在《文匯報》上發(fā)一篇文章，還是很被看重的。

圖｜曾任《文匯報》文藝部主任的資深記者鐘錫知

我和俞自由雖同在蒙城縣插隊，但不在一個公社。因為我們都喜歡看書，喜歡思考，遇見了就有很多話題，說不完甚至還會互相寫信，家事國事天下事，探討人生之類，就如現在所說的閨蜜。那時經常一起相聚的，還有一位戴小平，也是同一列車下鄉(xiāng)的知青。戴小平和我同是復興中學的學生后來又在同一個公社插隊，后來她回上海在第一醫(yī)學院學習，畢業(yè)后在醫(yī)院工作，我們兩家離得很近，都在虹口區(qū)。那時，我們三人之間無話不談，包括個人生活的瑣瑣碎碎。在復旦上學時，上海同學一般都在周六下午或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返校。那個周末回家，我把《傷痕》的故事描述給戴小平聽，也把學校里關于《傷痕》引起的反響告訴她。后來她把這件事告訴了俞自由。俞自由當時還在安徽任職，是蒙城縣委副書記，正經受著“四人幫”粉碎后的政治風波。那幾天她正好在上海。俞自由把《傷痕》告訴了老鐘。這些細節(jié)，是很多年后戴小平告訴我的，雖然我不很記得，但卻是完全可能的。? ?

圖｜1978年畢業(yè)前夕，孫小琪攝于復旦大學正校門

當晚親自將《傷痕》手稿交鐘錫知

那天，我到中文系辦公室，和老鐘通了很長時間的電話。當時，電話還是我們生活里的稀罕物，電話機在中文系辦公室的辦公桌上，誰要打電話，如果正好辦公室人多的話，說話就很公開。那時的中文系辦公樓，如今是復旦大學校史陳列館，在登輝堂隔著大草坪的對面，臨近校園西面圍墻。而4號樓在校園的最東面，從4號樓到系里，要穿過被稱作“南京路”的整條校園要道。我在電話里告訴老鐘，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在4號樓一樓墻報上貼出了一篇小說，也說了《傷痕》的大致情節(jié)。小說引起很大反響，很多人看著看著就哭了。但也有人是反對的，認為方向錯了，出了“格”，犯了“禁”。我也說了自己對這個作品推崇備至的觀點，套用了學過的文藝理論，說王曉華這個人物符合“典型環(huán)境里的典型人物”，問他《文匯報》能不能發(fā)表？當時老鐘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后來好像說他自己或是報社已經聽說了這件事。我們在電話里約定，我去把原稿拿來，來得及的話晚上就送到他辦公室去。

放下電話，我有點激動，急匆匆回到4號樓，找到住在二樓的系里分管學生工作的張德明老師。張德明是比我高兩級的中文系創(chuàng)作專業(yè)畢業(yè)留校的，后來任職復旦大學黨委辦公室主任，之后又去上海教育電視臺任臺長等。那時負責學生工作的老師在學生宿舍樓都有自己的宿舍。我當時是班里的團支部書記，和他有工作上的聯(lián)系。我和張德明說了要把盧新華的《傷痕》送《文匯報》的事，他很快就從盧新華那里要來了《傷痕》手稿，寫在方格稿紙上的一小疊，交給我。我拿了稿子就馬上出發(fā)了。

我是騎自行車去文匯報社的。復旦在市區(qū)東北角的郊區(qū)，《文匯報》在離外灘不遠的圓明園路，到那里時天已完全黑了，天上有很大很亮的月亮。老鐘坐在辦公室臨窗的陽臺上等我，許多辦公室都還亮著燈，我從那次知道，但凡辦日報，晚上加班就很尋常。我進門時，老鐘笑著說正等你呢。又說了句什么，我沒聽懂，他好像解釋說是著名舞劇《吉賽兒》里一句關于月亮的解說詞。把稿子交給老鐘，稍微坐了會兒，我就回家了。圓明園路離我溧陽路的家不遠。

那之后，我沒有再過問這件事。當時我還不認識盧新華。

圖｜盧新華（右）和同班同學陳思和合影于復旦大學校門口，巧合的是，兩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圖｜當年分管中文系學生工作的張德明，后任上海教育電視臺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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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撰寫評論《〈傷痕〉出了“格”嗎？》

1978年夏季，我畢業(yè)了，仍留在中文系，擔任1978級新生的指導員、中文系寫作教研室助教。那個假期我外出了。8月11日，《文匯報》發(fā)表了盧新華的小說《傷痕》，8月12日老鐘給我寄了報紙，附了短信。信中說：“盧新華的小說已發(fā)表，反映是好的，而且較強烈。因為是你推薦的，特寄上報紙一份。”我是從這張報紙上看到發(fā)表后的《傷痕》的。很快，這篇小說成為上海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不久，《文匯報》上開始關于《傷痕》不同意見的討論。我在溧陽路家里附近的傳呼電話站，和老鐘通過電話，他對我說，你寫一篇評論文章，就按你的觀點寫。這件事使我非常興奮，當晚就在家里乘涼的陽臺上，以吃飯坐的方凳為桌，在有橫條線的練習簿上，寫了《〈傷痕〉出了“格”嗎?》一文，寄給了老鐘。這篇文章的大致觀點：作品在選擇題材、塑造人物方面，與多年來的文藝作品不同，因此被質疑，是因為“長期以來，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給文藝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留下了許多至今未能澄清的問題”。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小說《傷痕》是遵循了這一原則的，只是把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故事舉了一個出來。引用馬克思、恩格斯語錄，說明環(huán)繞著王曉華又促使她行動的這個環(huán)境非常典型，使這篇小說具有非常生動的生活的真實性。種種疑問的關鍵，是這類題材能不能寫，以及能不能這樣寫（包括能不能有這樣一個悲劇結尾），但“我們不能否定歷史，也不能割斷歷史”，王曉華這樣的年輕人，正在為“四個現代化”奮斗的崗位上，文藝工作者有責任幫助他們正確認識和解釋這樣的過去。

圖｜《文匯報》發(fā)表小說《傷痕》剪報，刊于1978年8月11日

8月29日，《文匯報》幾乎一字未改地登載了這篇文章，和《紅日》作者著名作家吳強的文章排在一起。后來又寄了幾塊錢稿費給我。這是我第一次在報上發(fā)表文章，又是在剛剛畢業(yè)的時候，給了我很大鼓舞。可能因為匆忙，當時老鐘給我的信和文章署名，都把我姓名中的“琪”寫成了“淇”。今天來看，這篇當時受稱贊的文章，處處還是那個時代的痕跡，雖然總體立意和觀點沒錯，在當時有解放思想的銳氣，但分析文藝作品的思維邏輯機械，認為小說應承載文學以外的功能。那時思想解放的強勁東風，社會風氣的單純，給我留下讓人懷戀的記憶?！段膮R報》把我這樣小人物的2000字文章全文照登，每次想起，老鐘那清癯消瘦的臉龐，熱情而快速的語調，眼鏡片后那雙靈動聰慧的眼睛，總會在眼前浮現。

不久新學期開始，我到復旦人事處報到后，擔任中文系7811的指導員，從4號樓三層搬到四層的宿舍?！秱邸芬鸬姆错懯剂衔醇埃袌蟮勒f《傷痕》發(fā)表后，被全國二十多家省、市廣播電臺播發(fā)。新華社、中新社先后播發(fā)新聞，法新社、美聯(lián)社的駐京記者對外報道說:“《文匯報》刊載《傷痕》這一小說，說明中國出現了揭露‘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痹谌珖秶鷥龋S多類似的作品相繼問世，不少作品都引起強烈社會反響，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強勢介入了大眾生活。

圖｜1978年8月29日，孫小琪應鐘錫知約稿，《文匯報》刊發(fā)其評論文章《

《傷痕》之后?

新學期開學后一段時間，《傷痕》使四號樓很熱鬧。因為《傷痕》的巨大反響，歷史系、新聞系甚至經濟系的有些學生也常來四號樓串門討論，還有的甚至想轉到中文系來學習。7711也掀起一股創(chuàng)作熱，很多同學投入寫作，晚上四號樓按規(guī)定熄燈后，還有人在床鋪上蚊帳里打著手電寫，男同學到有燈的男生浴室里繼續(xù)看書、寫作。那年，系里還同意學生以創(chuàng)作的作品代替論文。有些單位想把《傷痕》改編成電影、戲劇，就派人來談。我的宿舍只住了我一個人，系里有時就把來訪者安排在我這里，討論，住宿，挑選盧新華提供的一些讀者來信，那些來信有幾千封。我是在這時候認識盧新華的，我沒有跟他說過給老鐘送稿子的細節(jié)，稿子發(fā)表前老鐘與他有聯(lián)系，我以為他已經知道了。那時他突然成了名人，忙于各種事，我們也沒能討論作品或是文學。

最近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看到他在一篇文章里說到自己進復旦前，看過很多中外經典名著，“因為對那個時代充斥在報紙雜志以及舞臺上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假大空的‘革命文藝’感到十分反感和厭惡……所以，初讀到這些文學名著，在我面前仿佛打開了另一扇天窗，讓我看到了真實的生活，真實而豐富的人性……因此，我心里從那時也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我將來要寫小說，這些文學作品才是我要師承的榜樣?！边@使我悟到，當時我看《傷痕》時感覺的耳目一新、別開生面，其實是因為他學習的榜樣、努力的目標，是真正的文學，是古今中外大師的作品，與“文革”中或者更早開始的“革命文藝”不同。

鐘錫知先生2006年末因病去世，享年76歲。我1983年秋天調離復旦，到上海市婦聯(lián)主持辦《為了孩子》《現代家庭》雜志，忙得昏天黑地，很多年與老鐘疏于聯(lián)系。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趕到追悼會現場，望著他安詳的遺容，心里是自責的。

圖｜2018年5月，孫小琪（左）與盧新華到訪上海文史研究館，在貴賓廳暢談往事

盧新華畢業(yè)后分配在《文匯報》工作，后來去了美國，近年常有新作問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說，當時老鐘約他到報社談修改意見，有16條，印象最深的：其一，原文中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車窗外墨一般漆黑”，似有影射之嫌。于是另補充兩句“只有遠的近的紅的白的燈火時隱時現。這已經是1978年的春天了”；其二，春節(jié)期間，“鄰居的大伯大娘”來看望王曉華，似乎沒有階級界限，后改成“鄰居的貧下中農”；其三，整個作品很壓抑，結尾要有一些亮色，于是盧便讓懷著一腔激憤之情站在外灘水泥墻邊的王曉華轉身拉了蘇小林一把，“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從他的這些回憶中，可以想見當時文化工作者心中的禁錮和顧忌，那是另一種傷痕??！

圖｜本刊主編沈飛德（左）與孫小琪（中）、盧新華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合影（崖麗娟攝）

盧新華認為，《傷痕》的誕生，是眾緣成就，凝聚了很多人的心愿和心血。的確如此。我想我的送稿，也是其中一緣吧。我也一直認為，《傷痕》的問世，在那個時候，如春筍，不論早一秒晚一秒，是一定會破土而出的。一個國家的人民，竟然有如此普遍如此洶涌的傷痛和淚水，一篇幾千字的小說就能引爆，其強大的內在張力可以想見！后來聽說,關于《傷痕》發(fā)表的過程有多種說法，我看到的一些回憶文章，有些在時間節(jié)點上有出入，我認為是屬于記憶出錯。重要的是，大家都重視《傷痕》在那時的公開發(fā)表，體現了一種高度的價值認同，這就夠了。歲月悠悠，今年是《傷痕》發(fā)表40周年，重提往事，我把我目睹的、親歷的記錄下來，也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中國歷史上也是我們個體生命中濃墨重彩的40年。

原文載于《世紀》雜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