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蔣介石在推進中央統(tǒng)一進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戰(zhàn)，主要來自以陳濟棠、李宗仁為代表的兩廣地方實力派和以胡漢民為首的黨內(nèi)元老勢力結(jié)合而成的西南政權(quán)。在西南與中央博弈過程中，介于二者之間的中共勢力之消長，成為影響西南與中央關(guān)系發(fā)展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正因利害如此攸關(guān)，雙方在“剿共”問題的真實態(tài)度可謂虛虛實實，真假難辨。

長期以來學界對西南與中央在“剿共”問題上的認知有失簡單，南京中央被視為“剿共”政策的堅決實施者，而西南地方勢力則對“剿共”長期依違，甚至與中共勢力相互依存。這一認知雖大體無誤，但缺乏對歷史內(nèi)部復雜性的深刻洞察。近些年來隨著等原始檔案資料的開放與刊布，蔣介石在實施“剿共”政策過程中的首鼠兩端，甚至有意“放水”，開始逐漸為后人所知曉。

其實，若能結(jié)合和等兩方面史料考察的話，日記與函電中所呈現(xiàn)的雙方在“剿共”問題背后的算計與較量，可能要比我們已有的認識更為豐富，也更加復雜。蔣在北方對日局勢尚未安定、自身實力有待充實的情況下，通過與陳濟棠合作“剿共”，借機拉攏、分化西南內(nèi)部軍事與政治兩派勢力。陳濟棠則假借出兵“剿共”為名，操縱中央與西南元老，在向中央請求經(jīng)濟補助的同時，又以“剿共”軍事緊張為由，反對胡漢民等西南政治領袖在西南開府反蔣。胡漢民等人則以邀請川、滇、黔、湘等地方勢力來粵協(xié)商“剿共”相號召，積極推動西南諸省之間的聯(lián)盟與聯(lián)防，以推翻蔣的獨裁統(tǒng)治。

本文通過對照、排比和的相關(guān)記載，同時結(jié)合當時天津的相關(guān)報道，試圖揭示以蔣介石、胡漢民和陳濟棠為代表的中央與兩廣地方勢力在“剿共”問題上的真實態(tài)度及其背后的較量過程。

一、合作“剿共”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日本的入侵改變了蔣介石與政治對手之間的博弈方式。因胡漢民湯山被囚事件引發(fā)的寧粵對峙由武力相向轉(zhuǎn)為和平解決。然而在和平統(tǒng)一的表象背后雙方依然貌合神離，相互防范。

1929年，蔣介石與胡漢民等

統(tǒng)一政府成立后，兩廣方面雖然聲稱取消“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但同時又宣布遵依廣州四全大會決議，在粵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兩廣成立兩機關(guān)的真實目的，是為了保持半獨立的自主狀態(tài)，但對外則公開宣稱是為了“剿匪”，“所以要用西南為名，則因共匪以西南為最多”。

蔣雖力主統(tǒng)一廣東為解決國內(nèi)時局的關(guān)鍵，但因日本對北方的侵略毫無緩和的跡象，為了避免陷入南北動搖的被動局面，于是決定對“西南聯(lián)絡”、對“南部妥協(xié)”。上海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后，蔣為將入贛“剿共”軍隊抽調(diào)回京作軍事上的準備，決定將江西“剿共”的任務委托粵桂所屬第一、四兩集團軍負責辦理。合作“剿共”成為蔣對兩廣進行聯(lián)絡、加以羈縻的主要方式與手段。

陳濟棠

蔣借協(xié)商“剿共”之機，側(cè)重聯(lián)絡以陳濟棠為首的軍事將領，而對以胡漢民為首的元老派淡然視之，顯然帶有分化西南內(nèi)部文、武兩派之意。此時，西南方面正欲借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之機，醞釀另組政府。蔣的分化政策初見成效。陳濟棠對元老派欲在西南開府、擴大組織的做法態(tài)度持重，派手下將領鄧龍光、李慶文赴京，主動向蔣交涉出兵“剿共”的條件。

對于陳濟棠主動派代表來京交涉的舉動，蔣手下親信張群、楊永泰均判斷：“此次雖屬初步工作，從此確定伯南傾向逐步邁進，似有竭誠擁戴，打成一片之可能。”此后，蔣在日記中將“粵陳款項”“剿匪名義”與“日寇交涉”并列為“最急”之要務。對于“剿匪”名義，蔣主張取消第1、4集團軍的編制，改由中央委任陳濟棠為第八路軍總指揮，兼廣州綏靖區(qū)主任；李宗仁為第九路軍總指揮，南寧綏靖區(qū)主任；同時還任命陳濟棠為“三省”剿匪副司令。

中央的任命接連而至，陳濟棠卻始終保持緘默。粵陳之所以遲遲不愿就職，一方面是出于經(jīng)營和整理西南內(nèi)部的考慮。為了肅清孫科在廣東的勢力，陳濟棠離不開胡漢民、蕭佛成等西南元老的支持與斡旋。陳濟棠不愿就職的背后有借機進一步要挾中央的意味。當時輿論稱，陳濟棠之所以 “對于總指揮，綏靖主任，剿共副總司令等新職，概暫不就任”，“惟兩粵大軍既擔任剿共，軍費浩繁，而中央只允每月補助50萬元，不敷甚巨，應再請中央，最低限度月助一百萬元方可”。除要求中央補助軍費外，陳濟棠還借機向中央提出“原有國稅之應解中央者，亦應提出若干，以清除歷屆公債款項，或由關(guān)余提撥，如此則廣東可以服從中央，一致團結(jié)”。

透過上述陳濟棠與中央之間圍繞“剿共”問題的交涉不難看出，對中央而言，合作“剿共”是分化政治對手的一種手段。蔣以協(xié)商“剿共”為由，與西南內(nèi)部以陳濟棠為首的軍事將領保持聯(lián)絡，并通過協(xié)餉的方式加以牽制；而對陳濟棠來說，則借“剿共”問題來要挾中央和西南元老派，居中取利?；涥愐环矫娼杩诔霰敖斯病?，向中央索取軍費補助，積極拓展廣東一省的經(jīng)濟利益；與此同時，又以推遲就任中央所委“剿共”職務，換取元老派的支持，借助胡漢民等人的斡旋，統(tǒng)一西南內(nèi)部的軍權(quán)、政權(quán)與財權(quán)。

二、向外擴展

胡漢民

與陳濟棠在“剿共”問題上與中央保持曖昧合作關(guān)系有所不同的是，以胡漢民為代表的西南元老派視出兵“剿共”為對外號召、擴大西南組織范圍的良機。1932年4、5月間，陳濟棠對是否就任中央任命的“剿匪”職務搖擺不定之際，曾前往香港問計于胡漢民。派駐廣州特約通訊員報道稱，陳在港與胡會晤兩次，“胡均力勸陳氏勿就中央所委各職，保存西南原有機關(guān)及軍隊組織。且為策劃一切，令陳先從粵桂兩省實力派切實團結(jié)著手，再進而謀滇黔各省之團結(jié)，擁護西南兩機關(guān)，然后粵桂實行聯(lián)合出師贛閩，藉剿辦共匪為名，徐圖進展”。

榆關(guān)陷落后，熱河危急，西南元老以加強西南國防為由，將原定召開的五省交通會議，改為五省國防會議，以抗日號召。1933年2月2日，西南國防委員會正式成立，暫定以粵桂閩三省為基礎，俟征得滇、黔、川、湘各省軍事領袖同意加入后，隨時擴大范圍，以鞏固西南國防實力。為了擺脫經(jīng)濟受制于人的困境，胡漢民、鄧澤如、鄒魯?shù)任髂显希?lián)合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事將領一致主張，西南團結(jié)“第一重要則為財政公開，平均支配各軍軍費”，主張設立經(jīng)濟委員會，與國防委員會處于平等地位，統(tǒng)一西南財政。對于西南國防、經(jīng)濟二組織的成立，鄒魯難掩興奮之情，致函胡漢民稱：“二事妥，則西南局面定矣。以后當按美國舊例，有贊成之省逐一加，可以不戰(zhàn)而定全國?！?/p>

西南元老借協(xié)商“剿匪”為名向外擴展，志在反蔣，與陳濟棠以自固吾圉為中心的“西南新門羅主義”理念格格不入。為了與西南元老的擴大組織主張相抗衡，陳濟棠手下幕僚提出廣東三年施政計劃?；涥愐灾铝τ趶V東一地的政治、經(jīng)濟、建設、教育、實業(yè)之發(fā)展為由，一再阻遏西南元老另辟西南新局的計劃。

在塘沽舉行的華北停戰(zhàn)會議。中方代表自右到左為：徐燕謀、錢宗澤、熊斌和李擇一

簽訂前后，南京中央因?qū)θ胀讌f(xié)成為眾矢之的。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準備在北方起兵反蔣，西南方面也醞釀積極響應，籌備以出師北上抗日為號召，南北并舉，逼蔣下野。陳濟棠堅決反對19路軍假道東江，經(jīng)粵北上，致使西南出師日期一再遷延，失去出師北上的最佳時機。1933年6月1日，當蔡廷鍇率領的19路軍行至湖南境內(nèi)時，正式簽訂，華北已停戰(zhàn)，19路軍只好撤退回師。以后，由于西南內(nèi)部文武相互鉗制，“因循貽誤”，對北方反蔣力量的興起未能果斷應對，致使西南失去向外擴展的有利時機。胡漢民對錯失后的反蔣良機痛心疾首，反省道：“自塘沽協(xié)定以來，國內(nèi)外革命之情緒愈益高漲，顧我人未能導之，使此熱烈之情緒，轉(zhuǎn)化而為偉大之事功。因循貽誤，以至于今。弟以為同志間革命意志與革命行動之未能一致，實為唯一重要之原因也?！?/p>

三、合縱連橫

國民黨軍第19路軍主要將領與愛國人士在福建合影

1934年1月，19路軍在福建起兵反蔣失敗后，粵桂所處地緣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根本變化，寧粵之間失去了緩沖，廣東實際上等于失去了守門人。福建事變后，寧粵開始直接交涉。1934年2月27日，五省東路“剿共”總司令蔣鼎文由閩乘飛機抵粵，與粵陳磋商“剿共”軍事。蔣鼎文抵粵交涉后，西南兩機關(guān)存廢問題開始頻繁見諸報端。此時，不僅粵方因失去福建方面的緩沖而為中央所直接壓迫，桂方門戶的貴州也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央的間接壓力。

為了打破蔣“以西南切拆西南之故智”，粵桂軍政要人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人一方面斡旋貴州內(nèi)部王家烈與猶國才之間的軍事紛爭，“囑王、猶派代表來粵切商”；一方面致函云南省主席龍云，加以勸告。在粵桂積極聲援下，貴州局勢暫時緩和，由“緊急風云轉(zhuǎn)入和平狀態(tài)”。龍云否認有出兵入黔之意，表示“決無他意，對其越界之萬團已嚴加申斥”。此時，為了對抗中央統(tǒng)一的壓力，四川、云南等地方勢力也開始轉(zhuǎn)與兩廣謀求“實際的聯(lián)合”。 龍云在西南地方勢力中雖與蔣關(guān)系走得最近，也主動派員來粵交涉三省經(jīng)濟合作事宜，表示“黔政改革可聽西南公意主張”，并“提議滇、粵、桂合辦禁煙之事，儲款為三省辦交通實業(yè)”。貴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地方實力派的主動請援，為西南提供了合縱連橫之機，胡漢民等人積極推動西南五省聯(lián)防局面的形成。

推動五省之間的聯(lián)防側(cè)重消極防守。在此基礎上，西南方面認為，向外“合作進取之關(guān)鍵”則是“拉緊湘何”，希望湖南軍政長官何鍵能成為昔日最早響應革命軍北伐的唐生智。湖南因地處要沖，界于粵、桂之間，如為中央所占，則兩省均大受威脅。1934年5、6月間，蔣即將調(diào)任何鍵為兩湖綏靖主任，而改任其嫡系劉峙率重兵入湘主政的消息不脛而走。何、蔣之間隔閡的加深，為西南提供了拉攏何鍵聯(lián)合反蔣的良機。湘何當時在蔣與西南之間抱“擇善而從”的投機心理，表面接受蔣之委任赴粵協(xié)商“剿共”，暗中卻與粵桂達成合作反蔣的同盟。

粵、桂、湘表面協(xié)商合作“剿共”，實際上卻為了對抗中央勢力的滲透，結(jié)成三省攻守同盟，這可以說1930年代地方勢力與中央“合作”剿共背后的真實關(guān)系的寫照?；洝⒐?、湘等地方實力派雖互定攻守同盟對抗中央，但其初衷在消極以求自保，與胡漢民等西南失意政治家欲召開西南國防會議，甚至心血來潮提議開府反蔣的政治主張可謂是同床異夢。胡漢民等人雖然利用自身政治上的號召力，在“戰(zhàn)略上如伐交伐謀等為西南計”，但由于陳濟棠“不敢為天下先，遂致著著失先”。由于政治理念的差異，胡漢民、蕭佛成等人對粵、桂、湘三省同盟的前景并不樂觀。蕭佛成批評湘何與粵陳之間的聯(lián)盟實質(zhì)為“所謂‘不侵不叛’主義”，“無非唐代藩鎮(zhèn)之連橫以自固”，“若謂其果抱有匡濟時艱之志，則未之敢信”。

四、迫蔣入川

粵桂方面出于自身生存的現(xiàn)實需要，一直把中共在江西建立的中央蘇區(qū)作為其與南京中央間的緩沖區(qū)域。面對內(nèi)部元老“門神因共而不能即來，豈非我以共為緩沖”的質(zhì)疑，陳濟棠回應稱：“共豈能剿滅哉，我整理鞏固我之邊圉耳。”陳濟棠對內(nèi)宣稱其出兵贛南，“我非合力剿共，實則我欲占地盤耳”。1934年秋，隨著第五次“圍剿”攻勢的穩(wěn)步推進，粵桂的處境日趨緊張。向來態(tài)度持重的陳濟棠此時也開始堅決主張反蔣。為了減輕粵桂邊境的壓力，1934年10月6日，陳濟棠還派代表與中共在尋鄔舉行會談，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zhàn)、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5項協(xié)議。

上圖為第五次“圍剿”蘇區(qū)時，追擊紅軍的國民黨部隊穿越湖南城鎮(zhèn)，引來大批群眾圍觀。

為了緩解正面的直接軍事壓力，胡漢民提出“迫蔣入川”，強調(diào)“為今之計，最宜擴大剿共宣傳，要促內(nèi)外輿論迫到門非移其主力，親自督師入川，而我軍則與湘、桂、鄂扶同而進，正面之壓迫可緩，軍事上自無危險?！薄捌仁Y入川”之策“既屬正義，又是難題”，只是怕蔣“不肯為之”。為了迫蔣就范，胡漢民公開在英、法文報紙上撰文揭露蔣之“剿共”政策實為“縱共”，中共軍隊進入西南地區(qū)，是蔣有意“縱共”之結(jié)果，“以增加西南各省之困難，減少其自身直接所受之威脅，彼且擬乘西南困難之機會，進而平定西南之異己者”。胡還借機向國際社會呼吁：“對于蔣介石將軍‘抗日必先剿赤’之口號，及和平協(xié)作之愿望，是否出于誠意，我人以為皆可于蔣氏是否能調(diào)軍入川剿赤以決定之?！?/p>

“剿共”大功告成之際，蔣對紅軍似乎缺少窮追猛打的腹案，對“粵陳聯(lián)匪已成”的事實雖已獲知，但也并未下武力“制止”的決心。11月4日，陳誠就如何解決廣東問題向蔣介石建議稱：“廣東一隅，為國防剿匪兩大決策之先決問題，長此模棱兩可，形成半獨立之局勢，國防剿匪，均被牽掣。似應乘此時機，以較強硬之態(tài)度，促其聽命，作進一步較徹底之解決，以除患肘腋。然后始可再言整軍，并剿川匪也。”蔣對陳誠武力解決廣東的主張未置可否，此時，他所思慮的是如何“經(jīng)營西南”。 12月1日，時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的何其鞏在密呈蔣的條陳中提出：“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煤鹽油礦以及各種金屬皆不缺乏，足為國防之最后支撐點，宜乘徐匪猖獗之時，或在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jīng)營，即鈞座不能親往，亦宜派遣忠義大員統(tǒng)率重兵入川?！焙嗡惖囊庖娕c蔣的想法不謀而合，蔣批復道：“頗中肯綮，足備參考?！?/p>

1934年蔣介石在江西“剿匪”前線

迫于西南“迫蔣入川”的輿論宣傳，加之自身有意“經(jīng)營西南”的政策考量，蔣于1934年底決定暫緩“制粵”“收桂”“定湘”，而是采取兼顧抗日、“剿匪”與經(jīng)營西南的策略：“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nèi)戰(zhàn)，使倭無隙可乘，并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jīng)營西南根據(jù)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

五、出兵奪黔

與“迫蔣入川”的輿論攻勢相比，雙方背后更為關(guān)鍵的較量是出兵奪黔。貴州界于滇桂之間，地瘠民貧，加之連年內(nèi)戰(zhàn)，無力單獨抵御中共軍隊的西進。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希望借助粵桂的力量來驅(qū)逐共軍，牽制跟隨中共入黔追剿的中央軍。唇亡齒寒，中央軍入黔對粵桂的威脅不言而喻。12月1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聯(lián)名發(fā)表“真電”，主動請纓入黔追剿。胡漢民雖對“真電”措辭頗有微詞，“有疑為太過就范之表示”，然“精神實質(zhì)所關(guān)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內(nèi)外之同情”。胡強調(diào)在當時形勢下“宜作一切準備，能急速與彼爭黔最為要著”。

蔣對粵桂出兵入黔追剿的態(tài)度，因“剿共”形勢的變化而拿捏不定。1934年底，貴州境內(nèi)“剿共”形勢嚴峻之時，蔣對粵桂出兵入黔“追剿”之舉，表示“始終贊成”，稱可由陳濟棠“斷然行之”。待中央軍克服遵義、桐梓，進駐貴陽后，蔣對粵桂出師入黔態(tài)度發(fā)生逆轉(zhuǎn)。1月31日，蔣致電薛岳稱：“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肅清，則粵桂軍不必入黔?！?/p>

圖為1935年初，紅軍撤出江西蘇區(qū)后，國民黨政府在原蘇區(qū)樂安縣舉辦“樂安各界勸匪宣傳暨歡迎匪軍投誠官兵大會”。國民政府一面加緊“圍剿”，一面用宣傳機器來瓦解紅軍。蔣介石的日記表明，他的確有招安紅軍的想法。

蔣對貴州局勢基本掌控后，主動致函胡漢民非常誠懇地表示：“弟決入川剿赤，此后道途日遠，關(guān)山間阻，徒切想念。黨國危急，四顧茫茫，甚盼后方同志無間彼此，日臻團結(jié)，以挽垂危之局。弟所望者惟此而已?！焙鷿h民對蔣“入川剿赤”的誠意深表懷疑，認為：“門不能即對西南用兵，故假剿共而行，幾無一刻忘情也?！焙緛硐Ｍㄟ^“迫蔣入川”，“緩和以求時間”，為打開西南困局“用盡了方法、能力”。然而，關(guān)鍵時刻陳濟棠卻再次出爾反爾，以省內(nèi)防務空虛為由撤退進駐柳州的粵軍。桂入黔的“中道而止”，令胡對西南現(xiàn)勢徹底失望。無奈之下，胡決定出洋遠游，為自己找尋新的出路。

相較于“剿共”的處處被動與“憂愁忙迫”，蔣對黔局的改造顯得游刃有余。1935年1月，紅軍主力擊破黔軍渡過烏江占領遵義，蔣趁黔軍新敗之機電令薛岳率部八個師，以急行軍長驅(qū)進占貴陽。中央軍進駐貴陽的首要任務不是積極“剿匪”，而是秘密布置防范桂系，并迫使王家烈“離黔追剿”。2月7日，蔣致電薛岳稱：“我駐貴陽貴定各部隊，應秘密布置防范，以防萬一。桂態(tài)度殊難測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與中央部隊一路前進，使其離黔追剿，與其任務，暫不返黔，但不可稍露痕跡，免其畏懼?！庇纱丝芍跫伊抑肛熤醒胲姟案舭队^火”，并非地方軍人的憑空揣測與捏造，而是當事人的親身經(jīng)歷與感受。

黔局之成功改造是蔣經(jīng)營西南成為抗日根據(jù)地的關(guān)鍵之舉。貴州收歸中央后，粵桂處于中央三面包圍之中，西南形勢發(fā)生根本變化。蔣利用黔局改造之機，一方面從政治上消極“制桂”，“對桂決以黔省府主席為緩和條件”，任命與桂系交往密切的吳忠信為黔省主席；但另一方又從經(jīng)濟上積極“制桂”，“令停運特貨”。下令禁止貴州運銷鴉片，等于切斷了廣西的經(jīng)濟命脈，可謂是制桂的隱形“殺手锏”。

蔣之“親剿川黔殘匪”在軍事上雖乏善可陳，自貶為“用兵一生莫大之恥辱”，但政治上卻收獲頗豐，自贊其功績道：“貴州省政府完全改組，廿五軍亦得如期改編，王家烈自動知難退職，從此貴州軍政皆得整理如計，是國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進步也?！鼻种脑欤m令中央之權(quán)威日益增進，但紅軍的跳脫而去，也更加據(jù)了西南地方勢力對其“借剿赤為消滅異己部隊”之猜疑。

由于時刻感受到來自中央的軍事上“短兵相見”的壓力，兩廣與中央在合作“剿共”的背后，始終心存芥蒂。兩廣責備中央在贛閩邊界部署重兵“實不在剿赤而在威脅西南”，中央同樣指責兩廣出兵入黔“不是真正消滅共匪，骨子里是想藉此占地盤，播張勢力”。合作“剿共”背后的相互攻訐與算計，反映了1930年代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調(diào)試過程中的艱難與曲折。在雙方都沒有走出軍事解決的心理陰影下，如何借“剿共”出兵為名，在戰(zhàn)略上形成包圍壓迫對方之勢，確保自己在遲早到來的軍事沖突中能實力猶存地出現(xiàn)在對手面前。這才是兩廣與蔣介石在“剿共”背后較量之癥結(jié)所在。

黃道炫：，2011年第1期。

，1932年1月21日，第1張第2版。

，1932年“今日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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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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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11日，第1張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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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8日，第8版。

，1933年4月1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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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紅民：第8冊第24卷，第514頁。

，陳紅民：第8冊第24卷，第5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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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紅民：第6冊第16卷，第371頁。

，陳紅民：第6冊第16卷，第3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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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此時蔣、何關(guān)系的惡化，詳見肖自力：，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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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紅民：第11冊第34卷，第4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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