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還存在一些雜音，比如一些人不能正確理解，甚至歪曲理解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那么，到底應該怎么理解二者關系呢？竊認為以下幾個角度值得關注和思考。

第一，從《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原則的文字表述來看，依法治國排在以德治國前面，而按國人的排序慣例來看，一般排在前面都是相對更重要的，由此可見，兩者并非同等重要，顯然存在著主次之分。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依”和“以”表示的重要程度也不同，“依”是依靠、依據的意思，依法治國說明法是治國的支柱或支撐，“以”是利用、使用的意思，以德治國說明德是治國可以利用的工具或手段。

第二，國家和社會治理確實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fā)揮作用。道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教化引領方面。德的教化和引領作用不容否認，但不宜過分夸大。法實際上也具有教化引領作用，并且在某種意義上強于德的教化引領作用。德缺乏標準、界限模糊，不易確定，也不穩(wěn)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是一種軟標準、軟約束。法卻具有規(guī)范性、統(tǒng)一性、明確性、穩(wěn)定性、權威性、強制性等特點，是一種硬標準、硬約束，具有不可違背性，教化引領作用更為明確、更為具體。

第三，法和德具有方向上的基本一致性和內容上的部分重合性，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和屏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是更高層次的要求，正所謂“德之不存、求之以法”。法治思維是一種整體思維和底線思維，其邏輯起點是人性本惡。法承認自身不是萬能的，不是治國的唯一手段，法不排斥道德，不反對更不打擊道德高尚的人。德治思維是一種個體思維和理想思維，其邏輯起點是人性本善。德其實更不是萬能的，但德卻總想一勞永逸，總是提出過高要求和難以實現的藍圖，夢想著人人有德，人人成圣，天下太平，結果常常是一廂情愿。

第四，“德主刑輔”是儒家宗法理念的體現，是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內容，在中國歷史上曾發(fā)揮過積極作用，也不能完全否認其對現代社會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它客觀上以人治為前提，以“禮”“仁”為基礎，以法制為手段，以專制為保障，與現代法治思想根本上無法兼容。更需要明確的是刑不能等同于法，刑只是法的一部分，古代的法更不同于當前依法治國的法。中國古代的法，不管是國家的法還是祖宗家法，都是當權者用來統(tǒng)治和懲罰人民的工具。在缺乏程序正義和平等意識的前提下，法是無法保護人權的。這顯然與現代法治精神相違背。應該強調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與民主相輔相成、相伴相生，民主是法治之里，法治是民主之表，沒有民主，法律永遠是工具。西方法諺云“圣人不息，法治難行。”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不能等同于現代文明的精髓，反而有可能成為現代文明的障礙。因此，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絕不是“德主刑輔”的現代翻版，兩者存在著本質上的區(qū)別，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只能是“法主德輔”，過于強調德治可能會出現喧賓奪主、顛倒主次的情況。一定要按習近平總書記說的“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tài)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切不可緣木求魚、刻舟求劍。

第五，依法治國是治國基本方略，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以德治國是育人積極方法，通過育人來間接治國，兩者處于不同層面。依法治國就是法治，本質上是一種良法之治，法一旦被制定頒行，包括制定者本身都必須一體遵行。以德治國卻不等于古代意義上的“德治”，因為古代意義上的“德治”就是人治的一種變形，從屬于人治?，F代意義上的以德治國，前提必須是依法，其所謂的“德”必須是民眾認可和接受“公德”，而不能是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的“私德”，即以德治國實際上應該理解為依法本站利用“德”來滋養(yǎng)法治精神，教化引導民眾，提升民眾素質，從而來促進國家治理。以德治國切不可狹隘的理解為任意或隨意地以某個人或某一群人的不確定的“私德”來治理整個國家，否則這種以德治國最終會轉化或淪落為人治。

當然，法律和道德之間關系極其復雜，對于法治和德治的理解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維度可以得出不同結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須綜合運用各種手段，現代意義上的德治當然不能放棄。但中央強調堅持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并不等于說兩者處于同一層面，也不是說兩者同等重要，特別是在法治不彰的現階段，過分強調德治的作用可能會弱化法治的權威，動搖法治的信仰，迷失法治的方向，影響法治的實效。所以要防止部分人偷換概念，把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曲解成“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本站